麦忒保(Matthew Bairoch)并不是某个单一“国家”国籍的人,他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国际著名学者。他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,后来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度过了一段关键的学术时光,最终成为了一位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华裔学者。他的学术足迹遍布北美、西欧、东欧乃至中国,是一位真正懂得跨国界流动与融合的学者。
要是非要给他贴个标签,他更像是一个“地球人”,他的论文里既有加拿大背景的严谨,也有瑞士的精细,更有他在清华大学讲台上讲中国故事的自信。 他最为人熟知的领域,实际上是经济学,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史。在那个大家都忙着搞“国别研究”要么“制度比较”的年代,有人揪心麦忒保会搞得忒“国际化”,把原本聚焦国家命运的经济难题,变成了泛全球的、就连有点脱离语境的“西方中心论”叙事。
可是,偏偏就是这位被外界视为“国际大师”的人,后来的作品反而常让人眼前一亮,出于他启动质疑那些光看数据、不看文化、不看历史背景的宏大叙事。 比如,在研究非洲或拉美发展难题时,他就不会好办地套用贫困陷阱模型,而是会去挖掘当地的宗教信仰、部落传统要么殖民时期的遗留情结。他在 2000 年左右发表的一系列关于“全球发展”的英文论文,常被国内学者拿来对比中国的发展经验。
那时候的人说,麦忒保写这些是为了论证“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有文化霸权”,实际上他自己写的时候,心里也没底,总认定自己的理论框架有点“水土不服”。
毕竟,他是加拿大人,拿诺贝尔奖是拿过加拿大文学和经济学奖,但他骨子里实际上更认同那个“红色”的中国。
后来他到清华工作,从事“中国比较”研究,这恰恰证明白他内心深处对本土文化的眷恋。 再看他的代表作,比如《经济史与制度》要么《全球发展报告》,你会发现他的写法往往挺“碎”。他不会写长篇大论的哲学思辨,也不会堆砌辉煌的数据图表,而是喜爱用一个个具体的例子、一段段本来就挺枯燥的行业报告,就连是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民间故事,一点点拼凑出一个“全球”的图景。他总爱在文章里插入一些真形成的、就连是有点狼狈的往事,比如某个拉美国家出于选举而爆发闹剧,要么某个非洲国家出于资源诅咒而陷入泥潭。
这些案例不是为了炫技,而是为了告诉读者:全球不是铁板一块,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命运逻辑。
要是强行把印度和中国搞成同一种病理,那确实显得有点“假大空”。 另外,他那句名言“经济学是政治的经济学”,也深深植根在他的思想里。他并不否认市场机制的力量,但他压根儿不会把市场当作一个中立的、自动运转的机器。他认定,市场的运作一直被政治权力、文化传统、社会结构所左右。
故此,当他分析某个国家(甭管是加拿大还是中国)的经济时,他一定会说:“你看,这里的市场之故此如此高效,恰恰是出于这里的政治结构如此包容,文化传统如此包容。”有时候他还会拿加拿大的移民政策、瑞士的劳资关系、中国的户籍制度做对比,论证为啥同样的市场机制,在不同国家会跑出彻底不同的结局。
这种“去抽象化”的倾向,或许正是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。 自然,他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。他早年受困于英语和西方学术圈的偏见,认定自己的理论忒晦涩、忒悲观,害得发表极少,就连被同行嘲笑“忒中国化”。但他一直坚持自费出版,坚持用英文写高质量的论文,就算没人读到,也坚持写完。
这种“孤独而坚定”的学术态度,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后来能写出如此深刻、又兼具国际视野的著作的缘由之一。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,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。他不想彻底融入西方学术体系,想去掉自己的文化烙印;也不想固步自封,一味地咀嚼西方理论。他 tries to 找到一种既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痛苦,又能为中国经验供给理论支撑的“第三条路”。
这种试图调和中西、连接全球的尝试,贯穿了他 30 多年的学术生涯。 故此,当你下次看到麦忒保的名字,要么读到他关于全球经济的文章时,或许不应当只看到那个冷峻的经济学教授,而更应当看到一位有着多重身份、有着深厚家国情怀、试图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寻找意义的学者。他不是某个国家的代表,他是每一个关心世界命运的人所共有的哥们儿。